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科技工作者白手起家、自主创新的辉煌成果，是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举国体制下集中力量从事科技研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华民族的荣耀和骄傲。
（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1999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一场庄严而盛大的活动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钱学森、于敏、彭桓武、王大珩等23位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直到此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才为大众所知，讲述他们的故事，总让人心情激荡、泪不自禁。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他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他在1950年即开始争取回归中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达5年之久，终于在1955年10月8日回到祖国。钱学森回国后立即全身心投入中国“两弹一星”和航天事业建设。“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2001年12月21日，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其1980年10月14日发现的小行星3763命名为“钱学森星”。
郭永怀，世界上最优秀的力学家之一，1946年就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位主持人之一。这样一位已经获得国际学术声誉的科学家，却在1956年毅然放弃在国外已经取得的一切，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回到北京后，领导问郭永怀：“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他这样回答：“我只想尽快投入工作。”从此，郭永怀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科技战场上，他的功业永载史册——在中国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研制工作中，郭永怀都作出了巨大贡献。1968年10月，郭永怀从青海乘飞机返回北京，飞机降落前突然失去平衡坠毁，在飞机失事的瞬间，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血肉之躯保护来之不易的研究数据。然而，郭永怀牺牲几十年后，他的事迹才为人们所知。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公告：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两弹一星”的研制是一项辉煌而又神秘的伟大事业。而这种神秘和神圣性，恰恰需要用无私的精神予以支撑，用严酷的纪律加以保证。谈到“无私奉献”，我们情不自禁想起“连名字都贡献了”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61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受命参与核武器研制，他化名王京，告别家庭，隐姓埋名，断绝了一切外部联系，在国内外物理学界整整“消失”了17年。程开甲是从英国回来的物理学家，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20年……这些“两弹一星”的功臣，为了完成神圣使命，有的“人间蒸发”、有的改名换姓默默工作着。
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群体中，钱学森、赵九章、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钱三强……以及无数把青春挥洒在大漠戈壁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的经历或许不像郭永怀那样悲壮，但他们与郭永怀一样，把国家融入血脉，成为个人的自觉选择，不求闻达、不计报酬、不讲条件，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作为个人追求的第一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回响在亘古荒原。
“两弹一星”，完全是在新中国内有困难、外有重压、“一穷二白”的极端艰苦条件下独立自主研制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落后、技术空白、人才奇缺、环境恶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资金和设备极端匮乏，各项发展步履维艰。在研制导弹初期，苏联曾与我国签订技术协定表示支持，但在研制关键时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资料，取消了一切援助。不仅如此，苏联还于1957年1月1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妄图实施核垄断、将中国的导弹研制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此后，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和基础设施建设者迎难而上，来到渺无人烟的大漠、荒原，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用青春和生命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两弹一星”精神镌刻在中国大地上。他们冒高温、顶沙尘、住土屋、挤帐篷、喝咸苦水，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建起了导弹试验基地，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当时，资料严重不足，设备极其简陋，安装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里的精密零件的形状和体积，是靠简单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计算出来的；溶解炸药的实验中所用的工具，大多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盆盆罐罐。为了尽快得到重要核装料——铀，开展了土法炼铀，几个大桶里装上人工用铁锤砸碎的矿石和腐蚀性强的硫酸、硝酸，用布袋过滤沉淀物，就是靠着这样近乎原始的简陋装备，在短时间内生产出了160多吨重铀酸铵，为我国首次核试验赢得了时间。就是靠着惊人的顽强拼搏和发愤图强精神，科研人员攻破了几千个重大的技术难关，制造了几十万台必备的仪器、仪表、设备。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建在这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诞生于此。这里海拔高，缺氧是常态，一年中有近半年时间处于寒冷状态，风沙还大，自然条件恶劣是很多人对这里的第一印象，一开始，这里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大家工作、生活都在帐篷里。在王淦昌的回忆中，从来没有对环境的抱怨，只有紧张和充实，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中，只怕做得不够快、不够好，他与年轻人一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都一丝不苟。
不抱怨、不等待，所有的人都各司其职，想尽办法做研究。“两弹一星”元勋于敏曾回忆，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研究需要大量计算，但当时国内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他领导的工作组里就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算，用纸、笔和最简陋的工具算出了最好的结果···就这样，在221基地、在被称为“中国浓缩铀工业摇篮”的504厂、我国首个核工业综合性科研生产基地404厂等，科研工作者们用青春甚至生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
（三）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团结、协同，是“两弹一星”事业鲜明的时代特征。短短十余年时间，“两弹一星”从构想变成现实，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科技高峰征途中创造的壮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没有队伍，拉起一支队伍。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党中央统一部署、领导下，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多个省区市，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抽调精兵强将参与“两弹一星”研制，集中攻关。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源”方案等等，都是集体攻关、团结协作的结果。
据统计，“两弹一星”研制中仅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就达5600种之多，再加上电子元器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聂荣臻元帅将此称为国防尖端事业的“开门七件事”。没有全国数以千计的部门、科研机构、院校、厂矿等的几十万人集体攻关、协同创新，这“七件事”根本就无法完成。当时，数以万计的朝鲜归国志愿军、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等，顶烈日、抗严寒、战风沙，用双手和血汗在原来空荡荡的戈壁荒漠上，奇迹般地建起了较为完善的导弹试验基地：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通讯设施，以及大片的生活区等。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当时，我们动用了全国近60%的通信线路，从试验场区到各个观察测控站，仅守卫通信线路的民兵就多达60万人。在全国数万公里的线路上，保证每一根电线杆下面，日夜有人值守，以防破坏。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气势磅礴的强大合力，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科技基础薄弱与发展尖端科技需求的矛盾，大大加速了中国“两弹一星”以及其他大国重器的研发制造和投入使用进程，成为中国人民探索宇宙、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重要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两弹一星’成功，有赖于一批领军人才，也有赖于我国强有力的组织系统。”